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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城隍庙碑记
乾隆十七年，岁在横艾涒滩，月在蕤宾，知潍县事板桥郑燮撰并书。
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俯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人则非天，天则非人，断断如矣。
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后世又呼为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范之以金，塑之以土，刻之以木，斫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而天下后世遂裒裒然，从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
潍邑城隍庙在县治西，旧颇整翼。乾隆十四年大雨，两廊倒塌，而东廊更甚，燮于朔望瞻拜，见而伤之，谋诸绅士，是宜新整，诸公咸曰：“俞。”于是鸠工庀材，重建两廊，高于旧者三尺，其殿厦、寝室、神像、炉鼎、鼓钟，焕然—新，是亦足矣。而于大门之外，又新立演戏台一所，费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知？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
总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溜、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牛，太羹玄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琏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驱之、御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
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
董其事者，州同知陈尚志、田廷琳、谭信、郭耀章，诸生……（碑文至此残缺）
注：
此碑为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所撰，记述重修城隍庙及增建戏楼之事，体现其务实治理理念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碑文以“六分半书”体书写，融合隶、楷、行、草笔意，结构灵动，被誉为“三绝碑”之一。
现存于潍坊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碑文20行，全文约905字。
山东潍坊
新修城隍庙碑记
清·郑板桥
米芾《御制文宣王赞碑》是北宋时期的一方重要碑刻，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特色，以下从多个维度进行介绍：
一、历史背景与内容
御制性质：碑文由宋真宗赵恒亲自撰文，米芾奉命书写，内容为赞颂孔子功德，体现北宋皇室对儒学的推崇。
时间与地点：刻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原立于曲阜孔庙，后移存他处。
现存状况：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碑体由五块石板拼接而成，高186厘米，宽419厘米，厚29.5厘米，额部已缺失。
二、艺术特色与风格
篆书革新：
大小篆相间：碑文以大篆为主，间杂小篆，字形大小错落，形成“各随字形大小，意态自足”的天然之趣。
行草意趣：米芾打破传统篆书工整刻板的笔法，融入行草书的提按、露锋等技法，线条灵动飘逸，粗细对比强烈，时而瘦劲如“锥画沙”，时而肥厚如“古籀垂露”。
结体诡谲：字形不拘一格，长字任其修长，扁字任其宽绰，通过穿插、避让、伸缩等手法，营造“恣肆浪漫”的空间韵律。
章法布局：
有行无列：采用纵向紧凑、横向疏朗的布局，字间大小错落，形成疏朗参差的视觉效果。
疏密得体：通过笔画的疏密变化，增强碑文的节奏感和艺术感染力。
三、争议与辨伪
真伪争议：
风格矛盾：米芾以行草书见长，篆书传世较少，且此碑风格与米芾其他篆书作品（如《绍兴米帖》所收）存在差异。
笔法不符：碑文以小篆风规为主，而米芾自述“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强调篆书的古朴与变化，此碑的工整风格与之不符。
历史记载：有学者认为此碑可能是后人伪托，或为米芾早期作品，但缺乏确凿证据。
现存证据：
国家图书馆藏清拓本：高150厘米，宽88厘米，为清拓本，可见原碑风貌。
曲阜碑刻博物馆实物：现存五碑拼接，表面有自然风化痕迹，但主体保存较完整。
四、文化价值与影响
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北宋初期对孔子谥号的变更（从“玄圣文宣王”到“至圣文宣王”），反映了当时政教合一的政治特征。
艺术创新：米芾以行草书笔法写篆书，突破了传统篆书的刻板印象，为后世篆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学术研究：此碑是研究北宋书法史、儒学发展及米芾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
山东·文宣王赞碑
北宋·米芾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一、文章主旨
《醉翁亭记》通过描绘醉翁亭的秀丽风光和游人的欢乐场景，展现了作者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以及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表达了作者在被贬谪的逆境中依然保持豁达、超脱的心境，以及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
二、写作背景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被贬谪为滁州知州。在滁州期间，他寄情山水，与当地百姓同乐，醉翁亭便是他与友人饮酒作乐、体察民情的场所。这篇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三、艺术特色
结构精巧：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先总写醉翁亭的地理位置和命名缘由，接着分写山间朝暮、四时之景以及游人、太守的欢乐场景，最后总结全文，点明主旨。
语言优美：运用了大量的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等，使文章节奏明快，富有韵律美。
情景交融：将自然景色与人物情感紧密结合，通过对山水之美的描绘，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愉悦和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在逆境中的乐观态度。
主题深刻：文章不仅描绘了醉翁亭的美景和游人的欢乐，更深入挖掘了“乐”的内涵，从山水之乐、人情之乐上升到与民同乐的政治理念，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
四、名句赏析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此句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揭示了醉翁亭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饮酒，而在于欣赏山水之美，表达了作者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和超脱世俗的心境。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进一步阐述了山水之乐与饮酒的关系，说明欣赏山水之美是内心的愉悦，而饮酒只是这种愉悦的寄托，体现了作者对精神境界的追求。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描绘了醉翁亭的地理位置和建筑形态，“峰回路转”写出了山路的曲折，“翼然”形容亭子像鸟儿展翅一样，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醉翁亭的优美姿态。
“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通过对太守外貌和神态的描写，刻画了一个与民同乐、醉态可掬的太守形象，展现了作者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豁达的性格。
最早是以碑刻形式立于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醉翁亭旁，随着游人传拓、文人抄录而广为传播。
一、原始出处与传播方式
创作地点：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在琅琊山与僧人智仙交往密切，智仙建亭于山麓，欧阳修命名为“醉翁亭”，并写下《醉翁亭记》以记其事。
首次呈现形式：文章写成后，立即被刻成石碑，立于亭侧，“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当时前来游览的人纷纷拓印，甚至导致寺中毛毡都被取来用于拓碑之用。
历史记载佐证：多份文献指出，《醉翁亭记》成文后即“抄贴滁城六大门楼”，说明其最初是以公开张贴和碑刻形式传播，并非后世考古“发现”的遗失文本。
二、现存重要碑刻版本
虽然原碑已不存，但后人多次重刻，保留了文章的实物载体：
苏轼手书碑刻：最为著名的是由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碑文，字体遒劲，被誉为“欧文苏字”双绝，现存于醉翁亭景区内。
历代重修碑林：醉翁亭园内设有宝宋斋等建筑，专门收藏历代《醉翁亭记》碑刻，成为重要的文化遗存。
三、今日可访之地
如今想要亲见《醉翁亭记》的实物呈现，可前往：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内的醉翁亭景区
实地参观碑廊、宝宋斋、影香亭等与文章密切相关的遗迹
对照原文，感受“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的实景还原
安徽滁州·醉翁题记
北宋·欧阳修
宋元明清·碑石题记
唐代墓志
唐·颜正卿等
唐代墓志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更是书法艺术的宝库，许多著名书法家曾亲自为墓志书丹，留下了极具价值的墨迹。以下是一些在唐代墓志中留下作品的著名书法家及其代表作：
1. 颜真卿
颜真卿是唐代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其楷书以雄浑厚重、气势磅礴著称。他在多件墓志中亲自书丹，代表作包括：
《郭虚己墓志》：书写于唐天宝八年（749年），是目前发现的颜真卿最早的书法作品，字体端庄秀劲，结构严密，笔道刚劲有力，展现了其早期风格。
《王琳墓志》：由颜真卿于34岁时书丹，虽早于《多宝塔碑》，但已显露出其楷书的雏形，字体清秀而有力。
《罗婉顺墓志》：2020年在西安出土，为颜真卿41岁时所书，是其早期楷书的珍贵实物，填补了其书法演变研究的空白。
2. 柳公权
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其书法以骨力遒劲、结构严谨著称。近年来考古发现其亲笔书丹的墓志：
《严公贶墓志》：2023年在陕西西安出土，是目前唯一经科学发掘确认的柳公权晚年真迹，具有极高的书法与史料价值。
此外，柳公权还为其堂妹夫严公脱撰文并书丹墓志，进一步印证其在家族中的文化地位。
3. 徐浩
徐浩是盛唐时期与颜真卿齐名的书法家，有“颜徐”之称，擅长楷书与隶书：
《张庭珪墓志》：由徐浩以隶书书写，结体疏朗沉着，秀雅可爱，体现了其早期隶书风格的演变轨迹。
《桓臣范墓志》：楷书作品，笔法严谨，结构端庄，反映盛唐楷书的典型风貌。
4. 张旭
张旭被誉为“草圣”，但其楷书造诣同样深厚：
《严仁墓志》：楷书作品，字体端正严谨，笔法精详，颜真卿曾评价其“楷法精详，特为真正”，足见其楷书功力之深。
5. 欧阳询、褚遂良等初唐大家的影响
虽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直接书丹的墓志较少见，但其风格深刻影响了初唐墓志书法：
多方墓志可见褚遂良书风影响，如《唐马向墓志》结体宽博，带有明显颜体色彩，同时融合二王风韵。
苏灵芝，被誉为“唐之第一流书家”，其书写的《刘智墓志铭》用笔精谨自然，结字中和潇洒，水平被认为可与颜真卿、李邕比肩。
6. 其他重要书家
韩择木：盛唐隶书名家，其真书《南川县主墓志》字体秀劲，类似虞世南笔意，极为罕见。
高正臣：书写《阎庄墓志》，书法呈现盛唐艺术水准，铭文涉及唐代职官制度与阎氏世系。
陈涉：虽非顶级名家，但其所书《田行墓志》法度严谨，结构端庄，被誉为唐墓志中的佳作。
山东泰山·纪泰山铭
唐·李隆基
《纪泰山铭》是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封禅泰山后亲笔撰写的摩崖石刻，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大观峰崖壁上，被誉为“天下大观”和“石上史诗”。
一、历史背景与地位
封禅盛典：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为彰显国力，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天地神祇，祈福苍生。封禅后，玄宗亲撰《纪泰山铭》，刻于大观峰崖壁，以纪功业。
帝王御笔：玄宗自述“朕宅帝位，十有四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坦言治国艰辛，强调封禅为“至诚动天，福我万姓”，一改历代帝王“秘请”天神赐福的旧习，彰显盛世气象。
文化瑰宝：作为泰山现存最大的帝王刻石，其“文词雅训，隶书遒逸，碑刻体伟幅巨”，被赞为“最为得意之笔”，成为唐代政治、文化与书法的巅峰之作。
二、形制与内容
规模宏大：摩崖高13.2米，宽5.3米，全文1008字（含标题“纪泰山铭”和“御撰御书”），隶书24行，满行51字，字径25厘米，额题“纪泰山铭”四字字径45×56厘米。
书法艺术：
隶书八分体：笔画丰腴遒劲，结体宽博严谨，兼具楷书端庄与行书灵动，如“横若苍松卧岭，竖如铁柱擎空”，被誉为“遒逸桀骜”的唐隶典范。
帝王气象：字里行间透出玄宗“开元盛世”的雄心，如“道在观政，名非从欲”的自省，与“至诚动天，福我万姓”的宏愿，融治国理念于笔墨之间。
铭文结构：
序文：述封禅起因与规模，强调“孝莫大于严父，礼莫尊于告天”。
正文：记述封禅过程，赞颂“五圣”功绩，申明“为苍生祈福”的宗旨。
结尾：以“道在观政，名非从欲”点睛，警示后世。
三、文化价值与影响
政治象征：玄宗借封禅与铭文，重塑帝王权威，强调“天命所归”与“民心所向”，为“开元盛世”奠定合法性。
书法典范：其隶书突破汉隶规整，兼容楷行笔意，被后世书家奉为圭臬。当代书法家郑培亮临习时，以“敬畏之心”穷其理、尽其法，再现盛唐气象。
历史见证：铭文记录了唐代封禅礼仪、帝王思想与社会风貌，是研究盛唐政治、文化的重要实物。
旅游地标：作为泰山“天下大观”之名的来源，吸引历代文人墨客登临瞻仰，成为泰山文化的核心符号。
四、保护与传承
文物保护：2001年，《纪泰山铭》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拓本（如明拓本）被泰安市博物馆珍藏，为国家二级文物。
文化传承：铭文“至诚动天，福我万姓”的精神，与泰山“国泰民安”的象征意义深度融合，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载体。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和雄浑大气的“颜体”书法闻名于世，其人品与书风高度统一，被后世尊为“书坛泰斗”。
一、生平与气节：忠臣义士，临难不屈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祖籍山东临沂，生于陕西西安，出身琅琊颜氏名门，五世祖为《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他自幼家贫，以黄泥水练字，勤奋不辍。开元年间进士及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
安史之乱爆发时，他挺身而出，联络族兄颜杲卿起兵抗贼，十七郡响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牵制叛军南下。唐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借刀杀人，派其前往劝谕。颜真卿明知凶险，仍凛然赴命，最终被缢杀，以身殉国。德宗闻讯痛悼，废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二、书法成就：开创“颜体”，重塑唐楷气象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创立的“颜体”楷书打破初唐瘦硬书风，以丰腴雄浑、宽博端正著称，体现盛唐气象。
代表作品：
《多宝塔碑》（752年）：早期成名作，结构严谨，笔法刚健，是学习楷书的重要范本。
《颜勤礼碑》（779年）：晚年力作，笔画沉厚，气势磅礴，被誉为最能体现原迹神韵的碑刻。
《颜氏家庙碑》（780年）：为其父所立，笔力内敛，结字庄重，是颜体成熟期的巅峰之作。
《祭侄文稿》：行书杰作，因悲愤而书，笔墨淋漓，情感真挚，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艺术特点：
笔法融合篆籀，中锋用笔，线条如“筋”，故有“颜筋柳骨”之誉。
结体外拓宽博，具向心力，展现刚正气节与人格力量。
风格不断进化，从三十岁至七十岁，每件作品皆有变化，无一雷同。
西安碑林
多宝塔感应碑
唐·颜真卿
北朝时期，墓志石刻作为魏碑书法的重要载体，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更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巅峰，形成了雄浑刚健、方正劲挺的“魏碑体”。这一时期的墓志多出土于河南洛阳、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尤以北魏中后期的作品最为精湛。
墓中漆画屏风内容多取自汉代儒家经典故事，如《班婕妤辞辇》《有虞二妃》等，体现司马氏对汉文化的坚守；而石雕棺床上的伎乐形象手持琵琶、筚篥、排箫等乐器，融合中原与西域音乐元素，展现出北魏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以下是一些在书法史和考古学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北朝墓志石刻：
司马金龙墓表是北魏时期重要的碑刻文物，刻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为琅琊康王司马金龙的墓前标识，出土于山西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其碑形为圆首，通高约64厘米，宽约47厘米，碑额篆书“司空琅琊康王墓表”八字，铭文共10行，每行7字，全文66字，内容记载了司马金龙的籍贯、官职与谥号，是研究北魏宗室制度与书法演变的重要实物。
该墓表书体属隶楷过渡风格，字体扁方，横画两端方粗、蚕头燕尾，保留浓厚汉隶笔意，同时兼具早期楷书的方正结构，展现出魏碑由隶入楷的典型特征。其用笔以方笔为主，兼有圆势，结字刚健高古，气势雄浑，被视作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代表作之一，与《皇帝南巡之颂》并称“双璧”。有学者推测其书写者为北魏书法家刘芳，因其与司马金龙及当时执政的文明太后关系密切。
司马金龙为东晋皇族后裔，其父司马楚之归附北魏后受封琅琊王，家族兼具汉人与鲜卑血统，墓葬规格极高，位于北魏帝陵区域，反映出特殊的政治地位。墓中出土文物丰富，包括墓志、漆画屏风、石雕棺床及阵容庞大的陶俑阵，总数超过360件，被誉为“微缩版的兵马俑”，是研究北魏军事、艺术与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元桢墓志》：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96年），是北魏中期的典型代表。其书风苍厚古朴，笔法矫健爽利，兼具古意与灵动，充分体现了北魏雄强的时代精神。该志1926年出土于洛阳，后由著名收藏家于右任收藏，现藏于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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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遵墓志》：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其书法浑穆峻劲，风格近似《郑文公碑》，结构严谨，笔力内敛，是北魏墓志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原石清雍正年间出土于河北南皮，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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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亮墓志》：刻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年），笔力雄健，多用方笔，棱角分明，具有“刀削斧凿”之势，结构紧密，气势恢宏。1925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后亦由于右任收藏，现藏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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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婉墓志》：刻于北魏永平元年（508年），书法天然隽永，结体虽取横势却能以纵笔调和，独具匠心，是早期北朝墓志中艺术性极高的作品。190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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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臻墓志》：全称《恒农太守寇臻墓志》，刻于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其用笔方圆结合，遒劲有力，结构拙中藏巧，气韵雄浑豪放，在北魏墓志中亦属上乘。191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原石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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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谋墓志》：刻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字体宽博，章法井然，用笔率意而有法度，气韵苍古，与《寇臻墓志》风格相近，同为北魏晚期佳作。1892年出土于山东安丘，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陕西·九成宫醴泉碑
唐·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欧阳询楷书巅峰与唐代治国智慧的结晶
一、历史背景与文学价值
创作缘起
唐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李世民避暑九成宫（隋仁寿宫旧址），于宫中发现醴泉，遂命秘书监魏徵撰文、书法家欧阳询书丹，立碑纪事。碑文以骈体行文，开篇即颂太宗“抚运奄壹寰宇”，继而详述九成宫建筑之壮丽（“冠山抗殿，绝壑为池”）与醴泉发现之祥瑞（“清若镜，味甘如醴”），末段引《礼纬》典故，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治国箴言。
文学特色
魏徵以“云霞蔽亏”“珠璧交映”等意象，将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形成“仰观壮丽，俯察卑俭”的对比，体现初唐骈文“对仗工整、用典精当”的风格。其“黄屋非贵，天下为忧”的谏语，更成为后世传颂的廉政名句。
二、书法艺术：楷书“天下第一”的技法解析
笔法特征
瘦硬与秀丽并存：点画以方笔为主，骨力险劲（如“公”字棱角分明），但转折处融入隶书笔意，形成“体方笔圆”的独特风貌。
结构精妙：中宫收紧，主笔纵展（如“暑”字长撇起笔藏锋，弧度自然），字形左敛右纵，化险为夷。
章法布局：行距疏朗，字距匀整，全碑血脉贯通，气韵萧然，被赞为“九宫最准者”。
历史地位
此碑为欧阳询76岁所作，凝聚其一生书艺，被后世誉为“楷书极则”“天下第一正书”，与颜真卿《颜勤礼碑》并称楷书双璧。
三、文物传承与当代影响
版本流传
原碑：现存陕西麟游县博物馆，螭首龟趺，高326厘米，因风化损泐，已非原貌。
宋拓珍本：故宫藏北宋拓李祺本（26开白纸镶边剪裱本）为最善版本，2023年曾于“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展出。
重刻与传播：2024年，以宋拓本为蓝本重刻的碑石于长沙书堂山揭碑，推动书法文化普及。
当代价值
教育意义：近年出版的《九成宫醴泉铭》集联字帖，成为青少年学习楷书的经典范本。
文化符号：碑中“居高思坠”等句，被引用于廉政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如郭振一编纂字帖时强调的“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理念。
四、延伸思考：从碑文到治国智慧
《九成宫醴泉铭》不仅是一方书法瑰宝，更是一部融合建筑史、文学史与政治思想的立体文献。其“跨水架楹”“高阁周建”的建筑描写，为研究隋唐宫室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而魏徵“持满戒溢”的谏言，则与欧阳询“笔力险劲”的书法风格形成隐喻——刚柔并济，方成大道。这种“文以载道，书以明志”的创作理念，至今仍启示着当代人对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的思考。
“龙门四品”是指中国北魏时期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中的四件著名造像题记，分别是《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这四品碑刻因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于1796年系统访拓并整理而广为人知，成为“龙门二十品”的核心代表，被后世尊为北魏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作。
一、四品具体构成与艺术特征
《始平公造像记》
刻于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是龙门石窟中极为罕见的阳文刻石——即文字与界格均为凸起阳刻，极具视觉冲击力。其书法方峻雄强，笔画棱角分明，康有为评其“具龙威虎震之规”，体现北魏雄健刚毅的审美取向。
《孙秋生造像记》
全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刻于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此记为龙门二十品中仅有的两件明确记载撰文者（孟广达）与书写者（萧显庆）的作品之一。书法沉著劲重，结构庄和，康有为称其“沈著劲重为一体”。
《杨大眼造像记》
约刻于北魏景明至正始年间（500–508年），歌颂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军功。其书风方笔峻利，气势雄奇，笔势如“少年偏将，气雄力健”，是“龙门体”方劲一路的典型代表。
《魏灵藏造像记》
同样约刻于500–508年，原石位于古阳洞北壁，楷书十行，行二十三字。此记用笔粗犷，结体险峻，康有为形容其“巨刃挥天，太刀砍阵”，极具动态张力。民国时期曾遭盗凿，损毁百余字，现存仅上半部分。
二、历史地位与书法价值
“龙门四品”不仅是佛教造像的附属题记，更是中国书法由隶入楷过渡阶段的重要实证。其共同特征包括：
方笔为主：刻工直接凿刻，形成峻利方折的笔画，凸显北魏游牧民族的剽悍气质；
斜画紧结：字形左低右高，结构紧凑而富有动势；
保留隶意：部分笔画仍见波磔遗风，体现楷书尚未完全定型的时代特征。
随着清代金石学与碑学的兴起，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大力推崇北碑，“龙门四品”逐渐被纳入书法经典体系，成为碑派书家临习的重要范本。
三、相关出版与研究
目前市面上有多部以“龙门四品”为主题的书法出版物，如：
何海林编《龙门四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靳永编《龙门四品·中国书法经典》（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
中国国家画院编《传世经典书法碑帖·龙门四品》（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
南山书画编《龙门四品》（浙江摄影出版社，2019年）
这些书籍均收录高清拓本，并附有释文、赏析与临摹指导，适合书法爱好者系统学习。
北朝墓志石刻
北朝
《张猛龙碑》被誉为“魏碑第一”，是北魏楷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以其方峻挺拔的笔法、险绝欹侧的结体和浑穆雍容的气韵，成为后世学习魏碑的首选范本。
一、基本信息
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
立碑时间：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
书体：楷书
现存地点：原位于山东曲阜孔庙，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尺寸规格：碑高280厘米，宽123厘米，碑阳26行，满行46字
二、内容与背景
此碑为颂扬时任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修缮孔庙等德政而立。史书中并无张猛龙详细记载，其事迹主要来源于碑文。在北魏崇佛尚武的社会背景下，张猛龙重视儒学教育，实属难能可贵，因而被地方官民共同纪念。
三、艺术特色
笔法：以方笔为主，起笔如“切金断玉”，转折棱角分明，线条刚健有力；同时兼施圆笔，刚中带柔，形成“方为骨，圆为肉”的独特风格。
结体：中宫紧收，四维开张，字形多呈左低右高之势，疏密对比强烈，寓奇崛于平正之中。
章法：行距疏朗，字距紧凑，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气韵贯通，碑阳端庄肃穆，碑阴则更显洒脱率意。
康有为评其“结构精绝，变化无端”，并称其为“正体变态之宗”，认为它开启了唐代欧、虞楷书的门户。
造像题记·龙门四品
北魏·（清·黄易整理）
山东孔庙·魏碑第一
张猛龙碑
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
北朝·碑刻
摩崖·碑刻·造像·墓志
北朝碑刻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诸政权（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留下的重要书法与历史遗存，以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为主要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意义。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与文化融合，也标志着汉字由汉隶向唐楷演变的关键阶段。
一、主要类型与代表作品
碑刻
北朝打破西晋禁碑之风，广立碑碣，尤以北魏、东魏最为兴盛。代表作有：
《张猛龙碑》：被誉为“魏碑之极轨”，书法雄强奇肆，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是学习魏碑的典范之作。
《高贞碑》：与《张猛龙碑》并称“北碑双绝”，用笔多方，为魏楷方笔之代表。
《敬使君碑》：风格清婉秀劲，属秀丽一类，与雄强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墓志铭
北朝墓志数量极多，内容丰富，可补正史之缺。著名者如：
《刁遵墓志》：笔法虚和圆润，风格静穆。
《张黑女墓志》：玲珑俊美，虽为小字却气韵生动，深受后世推崇。
造像题记
随着佛教兴盛，北朝开窟造像之风大起，造像记大量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龙门二十品”，其中尤以《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牛橛造像记》等著称，皆以方笔为主，斩截峻利，气势雄强。
摩崖刻石
在山崖岩石上镌刻文字，形成气势恢宏的摩崖书迹。著名者包括：
《郑文公碑》：传为郑道昭所书，分布于山东云峰山等地，笔力遒劲，结体宽博，有“云鹤海鸥之态”之美誉。
《石门铭》：王远所书，字势飞逸，被誉为“若琼岛散仙，鸾跨鹤”，为摩崖神品。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隶楷之间，浑厚丰满，因风化而更显古朴奇态。
二、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
北朝碑刻书法整体呈现出“雄强”与“秀丽”两大风格体系：
雄强一路：以《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为代表，强调方笔、棱角、力度，体现北方民族刚健质朴的审美取向。
秀丽一路：以《敬使君碑》《崔敬邕墓志》为代表，笔法细腻，结构舒展，展现汉文化影响下的文雅气质。
这些作品不仅是书法史上的高峰，也为研究北朝政治、宗教、民族融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由于北朝文献传世较少，碑刻与墓志成为补史、证史的重要依据。
徂徕山映佛岩是北齐时期重要的佛教摩崖刻经遗迹，具有深厚的历史、宗教与艺术价值，尤其在山东佛教石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地理位置与名称由来
映佛岩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大寺前的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地处徂徕山南麓，地理坐标约为东经117°20′、北纬36°03′。山体因岩形似佛诵经状，故称“映佛山”，又名梁父山、迎福山，其山顶巨岩即为“映佛岩”。
二、历史背景与刻经内容
映佛岩刻经刊造于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由时任梁父县令、冠军将军王子椿主持刊刻。这一时期正值北齐天保年间“灭佛运动”之后，僧众为保存佛典，纷纷将经文镌刻于山崖，形成“以石代纸”的护经风潮。
刻经内容为《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亦称《般若波罗蜜经》，全文共14列，每列7字，现存98字，其中90余字仍可辨识。经文开篇题款：“般若波罗蜜经主/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末尾刻有“武平元年僧齐大众造”及“维那慧游”四字。
三、艺术特征与书法价值
映佛岩刻经书法兼具隶楷之风，笔法雄浑朴拙，线条浑厚凝重，转折处多用篆籀笔法，横画起笔保留隶书“蚕头”形态，收笔则显露楷书顿挫，结体方整宽博，单字最大达27厘米见方。其风格与北齐高僧书法家安道壹的其他作品（如泰山经石峪、邹城铁山摩崖）高度一致，虽无署名，但学界普遍推测为其所书。
该刻经与泰山经石峪、邹城四山摩崖、东平洪顶山摩崖并称为“山东北朝四大刻经”，清代学者魏源曾将徂徕山刻经与泰山经石峪相提并论，给予高度评价。近代书法家武中奇亦受其书风影响，形成独特艺术风格。
四、保护现状与游览信息
映佛岩刻石现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区域属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评级为AAAA级，营业时间为08:00–17:00，联系电话：(0538)8090017/(0538)8090084。景区内古迹众多，除映佛岩外，还有光华寺旧址、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等人文景观。
目前刻经保存状况尚可，但部分字迹因风化漫灭，后五列据传为后人依拓本补刻，与前九列笔意略有差异。北京大学曾于2012年将其纳入数字拓片工程，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
泰安·徂徕山映佛岩
北齐·安道壹
泰山经石峪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静卧于泰山幽谷之中，是书法、佛教与自然融合的千年瑰宝。
一、核心亮点：为何必看？
规模空前：刻石位于斗母宫东北约400米处的缓坡石坪上，总面积达2064平方米，如铺展在山间的巨幅经卷。
字大如斗：经文字径平均约50厘米，最大者可达68厘米，竖高35厘米，横宽40-60厘米，气势恢宏，远观如群山聚首。
内容珍贵：刻写的是鸠摩罗什译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节录，原计划刻2799字，现存1069字左右，历经千年风雨仍清晰可辨。
书法巅峰：书体为隶楷过渡的“隶楷体”，融合篆、隶、楷、草笔意，古拙朴茂，被康有为誉为“榜书之宗”，历代书法家如包世臣、刘墉、杨守敬等均推崇备至。
二、历史之谜：谁刻的？为何中断？
尽管无明确题记，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由北齐僧人安道壹主持刻制。
背景与灭佛运动密切相关：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推行灭佛，僧人深感“缣竹易销，金石难灭”，遂发愿将佛经刻于山岩，以传后世。
工程最终因政治动荡而中断，未完成部分仍留有双勾字痕迹，成为历史的沉默见证。
三、游览指南：怎么去？怎么玩？
位置：位于泰山经典登山路线“红门线”上，从红门出发，经万仙楼、斗母宫后即可抵达，是登顶途中不可错过的文化节点。
路线推荐：
文化沉浸线（红门线）：岱庙 → 岱宗坊 → 万仙楼 → 斗母宫 → 经石峪 → 中天门 → 南天门 → 玉皇顶
沿途堪称“碑刻博物馆”，每走百米皆有惊喜。
交通提示：
火车：泰山站下车，步行10分钟至红门登山口
高铁：泰安站下车，乘37路或旅游专线直达红门
游览建议：
建议清晨或午后停留半小时，静心细读字迹，感受溪水漫石、光影流转的意境。
注意保护文物，请勿踩踏刻石，远观为佳
泰山经石峪
北齐·安道壹（僧人）
东汉《燕然山铭》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大破北匈奴后，命史学家班固撰文并刻于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摩崖上的纪功铭文，标志着东汉对匈奴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边塞纪功碑铭之一。
核心内容与历史背景
战役背景：东汉时期，北匈奴屡犯边疆。窦宪因政治危机为赎罪自请出征，恰逢南匈奴请求联合伐北匈奴。他被任命为车骑将军，联合南匈奴、乌桓、羌胡等部族，集结十万骑兵出塞作战。
重大胜利：在稽落山（今蒙古国境内）大败北匈奴，斩杀万余人，俘获牲畜百余万头，八十一部共二十余万人归降。窦宪乘胜追击，登燕然山，命班固刻石勒功，以纪汉室威德。
铭文意义：此举不仅是军事胜利的象征，更具有强烈的政治与文化仪式感，被视为“封狼居胥”之后又一巅峰边功，洗刷了汉初“白登之围”等历史耻辱。
铭文结构与文学价值
《燕然山铭》由“序”与“铭”两部分构成：
序文：以骈散结合的形式记述战役过程，气势恢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其“序亦盛矣”，体现“气盛言宜”的文风。
铭辞：采用四言韵文，简洁庄重，便于传诵，内容强调“征伐四方”“统一海外”“振扬大汉声威”，彰显国家意志与民族自豪感。
考古发现与真实性确认
长期以来，《燕然山铭》仅见于《后汉书》记载，实物下落不明。直到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处摩崖上发现汉代石刻，经辨识确认为班固所撰《封燕然山铭》原刻。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现存可释读文字220余字，与史书记载高度吻合，被誉为“中国边疆考古的重大突破”。
历史与文化影响
文体典范：作为中国最早的边塞纪功碑铭，《燕然山铭》开创了后世“勒石记功”的传统，成为历代文人歌颂军功的典故，如王维“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范仲淹“燕然未勒归无计”等诗句皆源于此。
书法价值：铭文以古隶镌刻于天然崖壁，结字方整，线条质朴，波挑不兴，是研究汉代摩崖书法的重要实物，被誉为“汉隶演变的活化石”。
蒙古杭爱山·燕然山铭
东汉·班固
陕西·凤翔·石鼓文
秦·现存最早刻石文字
石鼓文：先秦石刻的千年回响
一、溯源与形制
石鼓文，又称“猎碣”，为先秦时期刻于鼓形石上的四言诗，现存十枚，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形似鼓状，故得名。
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原刻718字，现存文字残缺，仅存272字。
其字体介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属大篆体系，是汉字演变的关键实物资料。
二、内容与争议
石鼓文以四言诗记述秦国君主游猎场景，如“周宣大猎兮岐之阳”等句，兼具文学与历史价值。
关于年代，学界争议显著：唐代学者多认为属周宣王时期；宋代郑樵首倡“秦物论”；清末震钧考证为秦文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依据《石鼓诗文复原译释》，推断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间。
三、艺术与影响
书法典范：石鼓文笔力浑劲，横竖折笔处“圆中寓方”，结体严谨而匀称，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历代书家视其为篆书临习圭臬。
文化传承：从唐代虞世南、欧阳询推崇，到清代吴昌硕以石鼓笔法入书画，其“古茂雄秀”之风深刻影响后世篆刻艺术。
四、存世与保护
石鼓文原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历经唐宋迁徙、抗战南迁，1956年定址故宫。
作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其拓本如北宋“先锋”“中权”“后劲”三本，被视为书法史上的至宝。
石鼓文，以石为纸，以篆为魂，承载着秦人的雄浑气魄，亦在方寸间镌刻下中华文明的不朽印记。
秦国刻石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宣扬功业、巩固统治而在巡游途中于名山胜地刊刻的石碑铭文，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不仅是政治宣言，也是“书同文”政策的实物见证，字体多传为丞相李斯所书的小篆，具有极高的历史与书法价值。
目前公认的“秦七刻石”包括：
《峄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琊台刻石》
《之罘刻石》
《东观刻石》
《碣石刻石》
《会稽刻石》
其中，《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尚存残石，分别保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和琅琊台遗址，是现存最可靠的原石遗存。而近年来新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海拔高达4300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全文共37字，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七年派遣五大夫臣翳率队赴昆仑采药之事。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对秦代疆域活动的认知，也为“河出昆仑”等古代地理观念提供了实物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尕日塘刻石的文字风格虽属秦篆，但布局较为随意，呈现“因形布字”特征，与传统“秦七刻石”的规整典雅形成对比，引发学界关于其性质与背景的讨论。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官方探查行动中的临时纪事刻石，而非正式颂功碑，因而风格更趋实用。
颐和园铜牛背上的《金牛铭》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乙亥年）亲笔撰写的八十字篆文铭文，旨在阐明铸造铜牛的深意，融合治水传统、王朝祈愿与帝王心迹于一体。
一、《金牛铭》全文内容
根据多方史料及实物考证，《金牛铭》全文如下：
夏禹治河，铁牛传颂。
义重安澜，后人景从。
制寓刚戊，象取厚坤。
蛟龙远避，讵数鼍鼋。
潫此昆明，潴流万顷。
金写神牛，用镇悠永。
巴邱淮水，共贯同条。
人称汉武，我慕唐尧。
瑞应之符，逮于西海。
敬兹降祥，乾隆乙亥。
此铭文共80字，采用篆书铸于铜牛背部，字体圆润如“玉筋篆”，与水波意象呼应，彰显皇家气度与文化深意。
二、铭文解读：三层深意
承古治水，镇患安澜
开篇“夏禹治河，铁牛传颂”追溯大禹治水铸铁牛镇水的典故，表明乾隆延续古人“以牛镇水”的传统。铜牛不仅为装饰，更是昆明湖的“水位标尺”——当湖水上涨至牛腹附近，即警示紫禁城地势较低，需紧急防洪。
刚柔并济，风水布局
“制寓刚戊，象取厚坤”一句中，“刚戊”象征阳刚之力，“厚坤”取自《易经》坤卦，寓意大地之德。铜牛坐镇昆明湖东北“水口”，与南湖岛龙王庙形成“龙牛护水”格局，暗合“天一生水”的风水理念，锁住水气，护佑皇城安宁。
帝王心迹，盛世祈愿
“人称汉武，我慕唐尧”展现乾隆自比尧舜的政治理想，志在文治而非武功；“瑞应之符，逮于西海”则暗指平定西域的功业，将铜牛升华为王朝祥瑞的象征。整篇铭文实为乾隆对“河清海晏、国运昌隆”的永恒祝祷。
三、铜牛的多重角色
水利功能：观测水位，预警洪灾
文化象征：承袭大禹精神，弘扬治水文明
艺术杰作：清代失蜡法铸造巅峰，通体鎏金，重达数吨
历史见证：历经八国联军刀砍、旗人盗尾，仍屹立不倒，成为民族坚韧的无声丰碑
《金牛铭》全文的现代汉语翻译如下：
夏禹治河，铁牛传颂。
——夏禹治理黄河时，曾铸造铁牛镇水，这一传统被后人传颂。
义重安澜，后人景从。
——其意义在于镇定波澜、保障平安，后人敬仰并效仿这一做法。
制寓刚戊，象取厚坤。
——铜牛的形制蕴含阳刚之气（“刚戊”），形象则取自大地之德（“厚坤”），象征稳重与承载。
蛟龙远避，讵数鼍鼋。
——蛟龙邪祟因此远离，更不必提那些小鱼小龟之类了。
潫此昆明，潴流万顷。
——将昆明湖蓄水成泽，汇聚浩渺万顷之波。
金写神牛，用镇悠永。
——用铜铸造神牛，以求永久镇守水脉、护佑安宁。
巴邱淮水，共贯同条。
——巴邱、淮水等各地水系皆有镇水铁牛，与昆明湖铜牛同出一脉。
人称汉武，我慕唐尧。
——世人称颂汉武帝的武功，而我（乾隆）更仰慕唐尧的仁德治世。
瑞应之符，逮于西海。
——祥瑞之兆已延及西域（“西海”），象征王朝疆域广被、天下归心。
敬兹降祥，乾隆乙亥。
——恭敬地铭记这吉祥的征兆，时为乾隆乙亥年（1755年）。
这段铭文不仅是对铜牛建造缘由的说明，更体现了乾隆皇帝将水利、礼制、风水与政治理想融为一体的深意。它既是对古代治水传统的致敬，也是对“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盛世祈愿。
北京·颐和园·金牛铭
清·乾隆
赵孟頫《帝师胆巴碑》是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頫于延祐三年（1316年）奉元仁宗敕命所书的楷书纸本作品，全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纵33.6厘米，横166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碑为纪念元代藏传佛教高僧胆巴而立，胆巴为西番突甘斯旦麻人（今四川石渠），曾历仕元世祖、成宗、仁宗三朝，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该作品是赵孟頫63岁时的晚年代表作，笔法融合王羲之、王献之的韵致与李邕的雄健，点画顾盼有致，用笔遒美峻拔，结体端庄肃穆中见潇洒超逸，被誉为“古劲绝伦，品属第一”。通篇以楷法为主，偶杂行书笔意，血脉连贯，一气呵成，既体现“二王”正脉，又彰显赵体特有的温润遒劲与结构匀停之美。因其字口清晰、起收分明，被后世奉为学习“赵体”楷书的首选范本。
这个碑目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帝师胆巴碑》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于延祐三年（1316年）奉敕撰并书写的楷书纸本墨迹，全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内容记述藏传佛教高僧胆巴的生平事迹。该作品纵33.6厘米，横563厘米（或有记载为166厘米，可能因版本或装裱差异所致），是赵孟頫63岁时的晚年代表作，书法规矩庄重而又不失潇洒超逸，被公认为“赵体”楷书的巅峰之作之一。
原碑曾立于河北正定龙兴寺（即隆兴寺），但现存的墨迹本为纸本手写原稿，而非石刻拓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属国家级重要文物。
北京故宫·龙兴寺帝师胆巴碑
元·赵孟頫
黄庭坚《七佛偈》刻石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于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应庐山广鉴禅师之请，在庐山秀峰寺读书台所书并刻石的佛教摩崖作品。该刻石为黄庭坚罕见的大字楷书代表作，融合禅宗哲理与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主要信息点如下：
创作背景
黄庭坚时年47岁，正值书法成熟期。他应庐山广鉴禅师之邀，书写《七佛偈》并刻石于秀峰寺读书台，旨在弘扬禅宗法脉。此举也被视为“以禅入书”的典范实践。
形制与内容
原石位于今江西星子县秀峰景区，摩崖刻石尺寸约为240cm × 250cm，楷书17行，共275字。
碑体为青石质长方形，高226厘米、宽185厘米，无首座设计，现嵌于秀峰读书台右侧石壁。
内容为佛教《七佛偈》，强调“七佛说偈，盖禅源也”，体现禅宗传承的核心思想。
艺术特色
此作突破唐楷法度，结构中宫紧收、外拓舒展，笔法纵横奇倔，融合《瘗鹤铭》《石门铭》等北碑遗韵，形成“破体书风”。
摩崖粗粝岩面与浓墨涩行结合，造就“屋漏痕”般浑厚线条，空间布局暗合佛经曼陀罗秩序，实现从笔墨到宗教场域的转化。
历史地位与影响
该刻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明代徐岱诗、王阳明《纪功碑》同处庐山石刻群，构成重要文化景观。
被誉为“七佛偈祖本”，后世多地翻刻皆源于此庐山原石版本。
《玉烟堂帖》等后世法帖亦曾摹勒上石，流传广泛。
江西·泷冈阡表
北宋·欧阳修
《泷冈阡表》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为其父母撰写的墓表文，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与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齐名，素有“千古至文”之誉。文章以深情笔触追忆父亲欧阳观的清廉仁厚与母亲郑氏的坚贞教子，通篇围绕“孝养之本”“仁心为政”“善有善报”三大主题展开，尤以“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一句道出孝道真谛，感人至深。
核心内容与思想
孝道之本：欧阳修四岁丧父，由母亲郑氏抚养成人。文中通过母亲口述，再现父亲生前言行，强调“生前尽孝”远胜“死后厚祭”，主张孝在于日常奉养而非形式铺张。
为官之德：其父欧阳观为官清廉，断案时秉持“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的仁心，体现儒家“慎刑”思想，对后世为政者影响深远。
家风传承：母亲郑氏“画荻教子”，以贫苦持家、言传身教培育欧阳修，形成“宽简治政、仁爱处世”的家风，成为宋代士人家教典范。
文物遗存与文化价值
《泷冈阡表》碑现存于江西省永丰县沙溪镇西阳宫内，为欧阳修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亲撰并运石立碑，碑高212厘米，正面刻文1116字，背面为《欧阳氏世系表》，是研究宋代家族制度与碑刻文化的重要实物。该碑亭于2023年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与西阳宫内的泷冈书院、文忠公祠共同构成纪念欧阳修的完整文化空间。
江西庐山·七佛偈刻石
北宋·黄庭坚
宋元明清·摩崖题记
宋元明清摩崖题记概览
摩崖题记是中国古代镌刻于山崖或洞窟的石刻文字，记录历史事件、文人题咏或宗教活动，具有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宋元明清时期（960-1912年）的摩崖题记广泛分布于浙江、河南、江西等地，内容涵盖诗文、官职题名、宗教铭文等，书体以楷、行、篆为主，展现了书法演变与时代精神。以下结合代表性遗址，概述其历史脉络、内容特征及保护现状。
一、历史沿革与分布
宋代（960-1279年）：摩崖题记兴盛，多与文人雅集、道教活动相关。例如，杭州大麦岭题记（1090年）记录苏轼等人游历，现存唯一原刻题名，字迹风化但历史意义显著；仙都山题记（缙云县）始于唐乾元年间，宋代延续，以楷书为主，内容多涉及道教修行与诗赋。
元代（1279-1368年）：题记数量较少，但风格独特。桐柏山题记（天台县）包含元代篆书题跋，如赵孟頫的《桐柏宫题跋》，体现儒释道融合；仙岩洞题记（衢州市）有元代残刻，记录当地官员活动。
明代（1368-1644年）：题记普及化，常见于宗教场所。仙都山留存明代楷书题记，如“铁城”榜书，风格浑厚质朴；具茨山题记（新郑市）以凹穴岩画形式呈现，记录造桥题款，为中原岩画断代提供标尺。
清代（1644-1912年）：题记内容更重文人抒情。仙都山题记包含清代诗刻，如袁枚的游兴感发；通天岩题记（赣州市）延续至民国，以诗词和佛龛造像记为主，反映地方历史变迁。
二、内容与艺术特征
内容多样性：题记文体包括诗赋、题名、记事等。例如，桐柏山题记镌刻《悟真篇》节选，印证道教南宗传承；仙岩洞题记记录北宋镇压方腊起义的史实，具较高史料价值；大麦岭题记以简短游记形式，展现宋代文人交游文化。
书法演变：书体随时代更迭而变化。宋代多行书，飘逸洒脱；元代篆书圆润典雅；明代楷书方正遒劲；清代行草书增多，风格清朗明丽。仙都山题记被誉为“活字帖”，涵盖篆、隶、楷、行、草五体，体现唐宋元明清的书法脉络。
文化内涵：题记常反映宗教与世俗交融。桐柏山题记包含道教符箓与文人诗文，证明道教南宗祖庭地位；通天岩题记以佛龛造像记为主，展现佛教在地方的传播。
三、保护与研究现状
保护措施：多数题记遗址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桐柏山题记（2017年省级文保）安装红外监控与纳米加固，建立三维数字档案；大麦岭题记（1989年省级文保）实施原址保护，周边划定控制区。
研究价值：题记为历史、艺术研究提供实物。桐柏山题记揭示道教法脉传承与儒释道融合；具茨山题记通过微腐蚀断代技术，确立中原岩画年代标准；仙都山题记的书法多样性，助力书法史演变研究。
现存挑战：部分题记因风化或人为破坏模糊不清，如大麦岭原刻字迹难辨；仙岩洞题记中少数石刻随岩壁剥蚀。非接触性保护技术被推荐以减缓侵蚀。
四、代表性遗址示例
桐柏山摩崖题记（天台县）：现存23处题刻，涵盖唐至民国，以道教文献与文人诗文为核心，2017年列为省级文保。
仙都摩崖题记（缙云县）：125处题记，始于三国，以楷书为主，内容涉及道教活动与诗词歌赋，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保。
通天岩摩崖题刻（赣州市）：900余年未间断，宋代作品47品，内容涵盖政治、宗教等，为地方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宋元明清摩崖题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遗存，其内容与艺术价值跨越千年，持续为文化传承提供见证。保护与研究工作，不仅守护了历史记忆，也深化了对古代社会的理解。
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
唐·颜真卿
《大唐中兴颂》：盛世功业的千年铭刻
一、历史渊源与文本内涵
创作背景
唐上元二年（761年），安史之乱平定后，元结撰文颂扬唐肃宗中兴之功，全文以四言韵文记述安禄山叛乱、玄宗幸蜀、肃宗灵武即位及收复两京等史实，赞颂皇室忠烈精神与大唐复兴伟业。十年后，颜真卿于大历六年（771年）书丹，刻于湖南祁阳浯溪崖壁。
文本结构
序言：记述安史之乱始末及立碑缘由。
颂文：21行，每行20字，共332字，以“噫嘻前朝”开篇，批判叛臣祸国，颂扬皇室功业与忠烈精神。
末句：强调大唐中兴的永恒意义，如“盛德之兴，山高日昇”。
二、书法艺术与形式创新
颜真卿的巅峰之作
笔法：中锋圆笔，雄浑厚重，兼具汉隶的雄放与魏晋的庄重。
结构：字形方严正大，外密内疏，气势恢弘，字径达15厘米，为颜书传世最大者。
章法：突破传统右行竖式，首创左行横排，21行平行排列，展现创新魄力。
“三绝碑”的文化象征
文绝（元结）、书绝（颜真卿）、石绝（浯溪摩崖）并称“三绝”，自宋起备受推崇。
黄庭坚赞其“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中兴颂》”。
三、文化价值与历史回响
时代精神的凝练
碑文以“天将昌唐”“地辟天开”等词，映射中唐社会对复兴的期盼，成为大唐气象的文学丰碑。
书法史的里程碑
颜真卿63岁时所书，标志其楷书从“二王”体系转向雄浑风格，影响后世千年。
宋代欧阳修评“气书字奇伟文辞古雅”，清代杨守敬称“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
跨地域的文化共鸣
原碑存于浯溪，宋拓本传世，庐山、剑阁等地亦有翻刻，见证中华文明的传播与认同。
四、当代启示
历史镜鉴：碑文警示“孽臣奸骄”之祸，彰显“忠烈名存”的永恒价值。
艺术启迪：颜真卿的创新精神，为当代书法提供“破法立新”的范例。
柳公权《玄秘塔碑》：楷书艺术的巅峰之作
一、历史背景与碑刻渊源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立于唐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由时任宰相裴休撰文，书法家柳公权书丹并篆额。此碑原位于长安安国寺，后迁至西安碑林，现存于碑林第二室。碑文共28行，每行54字，总计1302字，记载大达法师端甫在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恩遇与生平事迹，以纪念其弘扬佛法的贡献。
二、书法艺术特色
笔法特征：
以方折峻利起笔，收笔含蓄回锋，线条瘦硬挺拔，骨力遒劲如刀刻。
横画细劲舒展，竖画粗细错落，捺笔重按劲收，钩挑转折分明，体现“方圆兼备”的技法。
笔画粗细变化丰富，顿挫转折棱角鲜明，兼具颜体的雄浑与欧体的险劲。
结体风格：
中宫收紧，外围舒展，字形端正瘦长，结构严谨如“辕门列兵”。
疏密对比强烈，横画突出主笔支撑，合体字部件错落有致，形成“斜画宽结”的独特风貌。
行间气脉流贯，顾盼神飞，全碑无一懈笔，展现柳体“清劲挺拔”的成熟风格。
美学价值：
筋骨外露，阳刚十足，字迹如“截铁圭角”，被誉为“柳骨”典范。
融合晋唐楷书精髓，以劲媚之姿突破传统，明王世贞评其“遒媚劲健，晋法大变”。
三、文化影响与历史地位
典范意义：
作为柳公权64岁所书，标志“柳体”完全成熟，与颜真卿“颜筋”并称“颜筋柳骨”，成为唐代楷书规范化的重要范本。
清代王澍誉为“诚悬极矜练之作”，明代赵崡称其“书虽极劲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
后世传承：
历来为初学书法者的正宗范本，启功先生曾临习五本，称其“法度森严，清劲挺拔”。
与《史公纪赞碑》《神策军碑》合称“唐楷三神品”，对赵孟頫等后世书家影响深远。
文化象征：
碑文由裴休撰写，柳公权书丹，邵建和兄弟镌刻，体现唐代书法与雕刻工艺的完美结合。
承载佛教文化与历史记忆，大达法师圆寂后谥号“大达”，弟子千余人承其衣钵。
四、鉴赏与临习要点
临摹技巧：
重点把握“中宫收紧”与“横画突出”的结构规律，避免字形松散。
笔法需“斩钉截铁”，起笔方折果断，收笔提顿含蓄，如“引筋入骨”。
版本参考：
现存西安碑林原碑为最佳范本，清拓本亦为收藏珍品。
临习时可结合《史公纪赞碑》对比，体会柳体晚年“清劲雄奇”的演变。
《玄秘塔碑》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唐代文化与佛教历史的见证。其“心正则笔正”的刚正之风，与柳公权为人品格相得益彰，至今仍为楷书学习的不二法门。
西安碑林·玄秘塔碑
唐·柳公权
《雁塔圣教序》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楷书代表作，被誉为“唐楷之宗”，现存于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内，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碑刻之一。
一、基本信息
正式名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记》（简称《雁塔圣教序》）
立碑时间：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
碑文内容：
上碑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赞颂玄奘西行取经及译经功德；
下碑为《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由太子李治（后为高宗）撰文。
字数与布局：共1463字，分刻于两块石碑，分别嵌于大雁塔底层南门东西两侧砖龛内。
书写者：褚遂良，时年五十八岁，书法技艺已达巅峰。
刻石者：万文韶。
二、艺术特色
字体风格：清丽刚劲、结构疏朗、笔法灵动，融合行楷意趣，提按分明，线条富于变化。
结字特点：宽绰舒展，左右错位避让，横画角度多变，竖画有“S”形走势，体现“美人婵娟，不胜罗绮”的审美意境。
避讳处理：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文中两个“治”字均缺末笔。
书写方向：两碑对称布局，西龛《序》从右向左书写，东龛《记》从左向右书写，体现礼仪对称之美。
三、历史与文化价值
《雁塔圣教序》不仅是书法杰作，也记录了唐代佛教传播的重要历史，反映玄奘取经后朝廷对佛教的支持。
褚遂良在此碑中确立了新型唐楷规范，影响颜真卿、徐浩等后世大家，被公认为开启唐代楷书新风的关键人物。
日本学者曾发现碑文中存在“修正线”现象，推测刻石过程中有修改痕迹，引发学术讨论。
四、参观信息
景点名称：雁塔圣教序碑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雁塔南路大慈恩寺内（大雁塔底层南门两侧）
所在区域：大雁塔/大唐不夜城
西安·雁塔圣教序
唐·褚遂良
龙藏寺碑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隋代碑刻，被誉为“隋碑第一”或“隋代第一名碑”，具有承前启后的艺术价值。它不仅记录了佛教义理与寺院建造的历史，更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成为研究南北朝至唐代楷书演变的关键实物。
一、基本信息
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立碑时间：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十二月
现存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中山东路109号隆兴寺内
形制特征：
通高3.15米，宽0.9米，厚0.29米
碑阳楷书30行，每行50字，共1500余字
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古朴精美
碑阴及左侧刻有捐资建寺的官吏、僧俗题名
二、历史与文化价值
龙藏寺碑由隋代恒州刺史王孝仙奉敕劝募士庶万余人捐资修建龙藏寺（后称隆兴寺）而立，撰文者一般认为是张公礼（“九门张公礼”署名于碑末），但书丹人姓名未著，历来存疑。
此碑立于隋朝初年，正值南北分裂之后、国家统一之初，其文字内容融合了佛教思想与政治教化，反映了当时弘扬佛法、巩固统治的社会背景。
三、书法艺术特色
作为隋楷代表作，《龙藏寺碑》展现了由魏碑向唐楷过渡的典型风格：
笔法：方圆兼备，遒劲多姿，既有北朝碑刻的骨力，又具南朝帖学的秀润
结构：方整宽博，平正中见变化，疏密得当，气韵贯通
风格影响：康有为称其“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杨守敬评其“平正冲和似虞世南，婉丽遒媚似褚遂良”
被视为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书法的重要源头之一，启功、沈尹默等近现代书家亦曾临习取法
河北·正定·隆兴寺
龙藏寺碑
隋
云南·曲靖一中
爨宝子碑
晋·爨宝子
爨宝子碑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具特色的碑刻之一，被誉为“南碑瑰宝”“小爨”，以其独特的隶楷过渡书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著称。曲靖宝子碑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曲靖市第一中学内，现存放于校园中的“爨碑亭”中，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又称“小爨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距今已有近1600年历史。
一、基本概况
全称与别名：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因碑主为爨宝子，故称《爨宝子碑》；相较于高大的《爨龙颜碑》，此碑形制较小，故又称“小爨”。
立碑时间：刻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署年为“太亨四年”，实为边陲未及时获知中原年号变更所致。
碑主生平：爨宝子，建宁同乐人（今云南陆良），19岁出任建宁太守，卒年仅23岁。他在位期间政绩卓著，推行民族和睦、勤政安民，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官民立碑纪念。
二、形制与书法艺术
物理规格：碑高约183厘米，宽68厘米，厚21厘米，沙石质地，现存于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内。
碑文内容：正文13行，每行30字，记述爨宝子生平；下部题名13行，每行4字，共约403字。碑右下角刻有清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的隶书跋文6行。
书法特征：
书体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兼具隶书的波磔与楷书的方整，启功称之为“新隶体”。
用笔方峻刚健，转折多见方笔，结体奇崛古朴，康有为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李根源赞其“下笔钢健如铁”。
章法上字距大于行距，保留汉碑传统，整体布局疏密有致，气韵贯通。
三、历史流转与文化地位
出土与保护：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扬旗田村，曾长期被用作压豆腐石板，直至咸丰二年被知府邓尔恒发现并移置城内，现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学术价值：
是研究东晋时期西南边疆政治、民族关系及汉文化传播的重要实物证据。
为汉字由隶入楷的演变过程提供了典型范例，被列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专题展览。
出版与传播：近年来，中华书局、山东画报出版社等推出高清彩色放大本，采用特种纸印制，便于书法研习者临摹学习。
山东泰安岱庙
任城太守孙夫人碑
西晋·唯一
陕西等地·东汉碑刻
碑林博物馆
东汉·正式定型
东汉摩崖石刻《石门颂》：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
一、基本信息
名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简称《石门颂》
年代：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
作者：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
规格：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22行，每行30-31字，共655字
现存地点：汉中市博物馆（1967年凿出，1971年迁入）
二、历史背景
歌颂对象：司隶校尉杨孟文主持修复褒斜道石门通道的功绩
历史意义：
记录汉代汉中栈道通塞情况
证明世界最早人工通车隧道凿通于汉代永平年间
汉中被称为"汉人老家"的出处依据
三、书法艺术特色
书体风格：汉隶精品，素有"隶中草书"之称
笔法特点：
圆笔逆锋起笔，线条劲道舒展
结字疏密错落，行笔流畅飘逸
艺术评价：
与《郙阁颂》《西狭颂》并称"汉三颂"
奔放笔意与摩崖石刻的浑茫大气结合
四、文化价值
历史见证：记录东汉时期道路建设的重要史实
书法典范：汉隶中纵逸奔放一路的代表作品
保护现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是西晋时期重要的碑刻之一，立于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全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又称“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等。该碑为纪念任城太守羊续之妻孙夫人而立，碑文记述了她慈孝贤良的品德，是研究西晋社会伦理与女性地位的重要实物资料。
碑刻基本信息
立碑时间：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十二月
碑体形制：覆斗形首，高约258厘米，宽97厘米，厚20厘米
书体：隶书，笔势谨严，字画方劲厚重，被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誉为“孔羡法嗣”，意指其风格承袭《孔羡碑》而有所发展
碑文内容：
碑阳刻文20行，满行37字，共706字，记叙孙夫人（济南孙氏之女）在羊氏家族中的贤德事迹
碑阴刻有清嘉庆三年（1798年）泰安知府金棨与学者江凤彝所撰题记，详述此碑的发现与考证过程
发现与流传
此碑原位于山东新泰县新甫山下的张孙庄，长期湮没无闻。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塘学者江凤彝在访碑时重新发现，后人因此称其为“小宝晋斋”以志纪念。碑石后迁至新泰县学，20世纪60年代移入泰安岱庙，现藏于岱庙东碑廊。
值得注意的是，清乾隆年间《新泰县志》曾误将其记为“李夫人碑”，直至后期考订碑文才得以纠正。
历史与艺术价值
作为泰山现存唯一的晋代石碑，具有极高的地域文化价值
晋代禁碑令严格，私家立碑极为罕见，《孙夫人碑》能在禁令期间刊立，推测或经朝廷特许，反映了特殊的历史背景
书法上承东汉隶书遗风，结字方整，波磔短齐，捺角丰肥，被刘熙载评为“晋隶之最”，与《太公吕望表》并称晋隶双璧
摩崖石刻·石门颂
汉中博物馆
东汉·王升 王戒
东汉碑刻是中国书法史和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遗存，尤以隶书成熟期的碑刻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了东汉中后期的礼制、社会风貌与书法艺术的高度发展。
一、代表性碑刻及其特点
《曹全碑》
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3年），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记载敦煌效谷人曹全的家世与政绩。其书法秀美飘逸，是汉隶中“婉约派”的代表，字迹清晰完整，历来为书法学习的重要范本。
《张迁碑》
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记述张迁治理地方的德政。书法风格古朴雄强，笔画方折厚重，体现“质朴派”汉隶的典型风貌，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
《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
三者并称“孔庙三碑”，均立于山东曲阜，内容与祭祀孔子相关。其中《乙瑛碑》记述设立孔庙百石卒史之事，《礼器碑》赞颂孔子德行，《史晨碑》分前后两碑，记录祭祀细节。三碑皆为东汉隶书典范，笔法严谨，气度庄严。
《衡方碑》
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书法宽博浑厚，气势雄伟，是研究东汉高级官员生平的重要石刻资料。
《大吉山买地摩崖》
又称《跳山摩崖》，刻于东汉建初元年（76年），位于浙江绍兴。内容为昆弟六人共买山地造冢，直书“大吉”二字，正文仅20字，是汉代民间土地交易与丧葬习俗的实物见证，书法朴拙雄健，被誉为“汉石奇品”。
《封龙山碑》
刻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又称《封龙山颂》，记载恢复封龙山等神山祭祀之事，内容涉及地方信仰与礼制，书法气势开张，为汉代摩崖隶书代表作之一。
《樊敏碑》
刻于东汉建安十年（205年），立于四川芦山，碑额篆书“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记述樊敏生平，是研究巴蜀地区东汉晚期政治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二、分布与历史背景
东汉碑刻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四川、河北等地，尤以山东济宁地区最为密集，素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称。
东汉中后期立碑风气盛行，多用于颂德、纪事、墓志。至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天下动荡为由下令禁碑，立碑之风渐衰，故现存汉碑多集中于东汉中晚期。
三、艺术与研究价值
书法价值：东汉碑刻标志着隶书的成熟与鼎盛，风格多样，既有《曹全碑》的秀美，也有《张迁碑》的雄强，构成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体系。
史料价值：碑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宗教、家族史等，是研究汉代社会的一手资料。
金石传承：许多碑刻虽原石损毁，但清代以来的拓本（如清拓《大吉山买地摩崖》）保存了原始风貌，成为研究与收藏的珍品。
东汉碑刻作为中国书法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实物遗存，主要收藏于国内多家博物馆和文保机构，尤以山东、天津、北京、江苏等地的博物馆集中保存了最具代表性的碑石与拓本。
一、重点博物馆及馆藏代表
天津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重要的东汉碑刻原石，其中最著名的是1973年出土于天津武清的《鲜于璜碑》。该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是目前出土碑刻中保存字数最多的完整汉碑之一，共计827字，碑体完整、铭文清晰，极具史料与书法价值。此外，子游碑的上截《贤良方正》也藏于此。
中国文字博物馆（河南安阳）
收藏有《子游残石》的下截，即《子游残石》，存78字，为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所刻，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碑刻残石之一。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山东曲阜）
位于孔庙附近，集中保存了曲阜地区最重要的汉魏碑刻。馆藏包括著名的“孔庙三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其中《礼器碑》刊刻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被誉为“汉隶极则”，现存于该馆。《乙瑛碑》原存孔庙同文门下，1998年移入此馆统一保护。
故宫博物院（北京）
以收藏珍贵拓本为主，如《清拓东汉孔彪碑》，为清代所拓，装裱成轴，保存完好，是研究东汉碑刻流传与书法演变的重要资料。
平度市博物馆（山东青岛）
收藏《王舍人碑》，其碑文隶书工整峭丽，碑座形制为目前已知最早者，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运城博物馆（山西运城）
馆藏有《东汉建宁残碑（拓片）》，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年），是研究东汉晚期碑刻形制与文字的重要实物。
汉中市博物馆（陕西汉中）
收藏《石门颂》原石，原位于褒斜道石门隧道内，1967年因修建水库被整体切割迁移至此保存。该摩崖刻石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年），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是汉代摩崖隶书的代表作之一。
溧水县相关文保单位（江苏南京）
《校官碑》原立于东汉，后移至溧水县初级中学保存，是江苏迄今发现最早的石碑之一，具有重要地域历史价值。
曹全碑
东汉·隶书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之一，以其秀逸多姿、工整精细的书法风格著称，被历代书家推崇为“隶书典范”。原碑高272厘米，宽95厘米，碑阳20行，每行45字，内容记述了东汉郃阳令曹全的生平政绩，包括其镇压黄巾起义、兴修水利、赈济百姓等事迹。该碑于明万历初年在陕西合阳县莘里村出土，初时完好，后因迁移受损、明末断裂，1956年移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曹全碑》的书法艺术以“蚕头燕尾”的横画笔法、圆润流畅的用笔和疏朗匀称的章法著称，结体扁平舒展，横向取势，展现出典型的“八分”隶书风貌。其风格秀美而不失骨力，被誉为“绵里藏针”，与《乙瑛碑》《礼器碑》并称汉隶三大典范。清代金石学家王昶将其收录于《金石萃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秀韵则有《曹全》”。由于其艺术价值极高，上海书画出版社、西泠印社等机构多次出版高质量字帖，部分明拓本已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麃孝禹碑刻
山东博物馆
西汉·最有名
麃孝禹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墓碑之一，刊刻于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属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被列入《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该刻石高约138至182厘米不等（不同记载略有差异），宽约40–46厘米，呈圆首长方形，上端刻有鸟纹或屋顶状装饰，碑文分两行竖排阴刻，共15字：“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麃孝禹”。
尽管铭文简短，仅记录时间、籍贯与人名，未言明事件，但学界普遍推测其为纪念性石刻，可能与墓葬或家族事迹有关。由于其形制与汉代石阙相似，有研究认为它可能是成对设立的石阙之一，另一块已遗失。其书法风格平直古朴，略带篆意，线条劲挺，被视为西汉隶书的代表作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该刻石在清代同治年间被重新发现，出土于山东平邑，后经学者考证确认年代，成为研究汉代碑刻起源、书法演变及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证据。
秦·琅琊石刻
秦·李斯
琅琊刻石是秦代重要的纪功刻石，也是中国现存最珍贵的原刻秦篆石碑之一，被誉为“石上史诗”。它见证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政策，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字与艺术价值。
一、基本概况
琅琊刻石又称“琅琊台刻石”，传为秦相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代表作。原石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台，现残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诸城、胶南等地存有复制品。
刻石分为两部分：
始皇颂诗：刻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登琅琊台时，记述其统一天下、设立郡县、统一度量衡等功绩，原刻497字。
二世诏书：刻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东巡时，命李斯在原刻旁补刻79字诏文，强调继承始皇帝遗志，以彰“成功盛德”。
目前残石仅存13行87字（部分资料记为86字），主要为“二世诏书”内容及部分随从大臣姓名。
二、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中央集权制度的实证
刻石内容与《史记·秦始皇本纪》高度吻合，证实了“废分封、设郡县”“器械一同书文字”等重大改革，是研究秦代政治体制的第一手史料。
“书同文”的活化石
作为秦代唯一存世的原刻小篆石碑，其字体工整瘦长、笔画圆润，结构对称均衡，代表了李斯所创标准小篆的最高水平，被后世誉为“篆书之冠”。唐代张怀瓘、明代赵宦光等均高度评价其书法成就。
国家统一的象征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车同轨，行同伦”等铭文，明确表达了“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政治文化的核心基因之一。
千年劫难与保护传承
刻石历经雷击、断裂、散落荒野等劫难。北宋时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寻得拓片并亲往考察，成为最早关注其保护的官员。清乾隆年间以铁箍加固，1900年遭雷击碎裂，后由王培祜于1922年搜集残片拼合，最终入藏国家博物馆。
三、考古新发现
2026年2月，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新出土的夔纹大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材料，进一步证实此处即为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所建之琅琊台，与刻石互为印证，提升了遗址的整体历史价值。
琅琊刻石现存残石仅存“二世诏书”部分，共13行86或87字（不同文献略有出入），原刻的“始皇颂诗”497字已佚失，但其全文内容因被《史记·秦始皇本纪》完整记载而得以传世。以下为结合现存残文与《史记》所载的全文释读对照表，按原文段落分节，逐句释义，并附历史背景说明，便于理解其政治意图与文化价值。
一、始皇颂诗（前219年刻）
原文（据《史记》载）：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逐句释读与背景解析：
表格
原文 释义 历史背景
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确立皇帝名号，开启新时代 “皇帝”称号为秦始皇首创，象征至高无上权力，标志中国进入帝制时代
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整顿法律制度，作为万物运行的准则 推行中央集权，废除六国旧法，建立统一律令体系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明确人伦秩序，使父子关系和谐统一 强调社会伦理稳定，服务于国家治理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圣明、智慧、仁爱、正义，使治国之道清晰昭彰 宣扬秦政合乎道德理性，非仅靠武力征服
东抚东土，以省卒士 巡视东方疆土，慰问戍边将士 秦始皇五次出巡，旨在巩固边疆、震慑六国残余势力
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统一大业已完成，于是登临东海之滨 琅琊台三面临海，象征帝国疆域东至大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 皇帝的功绩在于勤于根本事务 强调重农抑商政策，“上农除末”为治国核心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重视农业，抑制工商，百姓得以富裕 秦推行“耕战”国策，保障粮食与兵源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全天下人心凝聚，共赴国家目标 “大一统”意识形态的体现，打破地域割裂
古之五帝三王……法令不行 古代帝王教化不一，法度混乱，依赖鬼神骗人，终难长久 批判前代分封制弊端，为郡县制提供合法性
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 如今皇帝统一天下，设郡县，实现长治久安 郡县制取代分封，是秦制最核心改革之一
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光大祖宗庙宇，践行道德，尊号圆满确立 将皇权与宗法、道德结合，构建神圣性
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群臣共同称颂皇帝功德，刻于石碑，作为永久典范 刻石即“表经”，具有类似宪法的宣示意义
随臣名单（后208字）：
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
释读要点：
记录随行重臣姓名与爵位，体现“君臣共治”的政治图景。
李斯位列“卿”，为实际执笔者与推动者，凸显其在“书同文”中的关键角色。
“与议于海上”表明刻石为集体决策结果，增强合法性。
二、二世诏书（前209年刻）
现存残石内容（13行86–87字）：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前文略）
五大夫杨樛。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
制曰：“可。”
逐句释读与背景解析：
表格
原文 释义 历史背景
五大夫杨樛 随行官员之一，五大夫为爵位，杨樛为人名 秦二十等爵制中“五大夫”为第九级，属中高级官员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 秦二世说：所有石刻都是始皇帝的功业。如今我继承帝位，若石刻不称“始皇帝”，后人会误以为是我所建，无法彰显先帝盛德 胡亥继位合法性薄弱，亟需借助父权威望巩固统治
丞相臣斯……昧死言 李斯等大臣跪奏：请求将此诏书也刻于石上，以明示天下 李斯此时已深陷政治危机，但仍试图维系秦制正统
制曰：“可。” 皇帝批复：准奏 此为秦二世唯一留存的“诏令”实物，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关键价值：
“始皇帝”三字为现存最早实物见证，是“皇帝”制度诞生的直接证据。
诏书强调“继承”而非“开创”，反映秦二世政权的合法性焦虑。
此举实为政治宣传，试图延续秦始皇的权威光环。
秦·泰山刻石
山东·曲阜·孔庙
西汉
群臣上寿刻石是西汉时期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赵娄山刻石”“朱山刻石”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书法和文化价值。以下是关于该刻石的详细介绍：
一、基本信息
年代：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汉文帝后元六年。
发现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永合会镇吴庄村北的朱山（古称娄山）。
形制：长条状摩崖石刻，长1.5米，宽0.52米，刻字崖面依山向西倾斜。
内容：篆书1行15字，释文为“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记载了赵国群臣为赵王刘遂祝寿的史实。
现状：1982年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历史背景与争议
年代考证：关于刻石的年代，存在多种说法。清代沈涛《交翠轩笔记》认为可能是后赵建武六年（340年），但多数学者依据金石体例、年号纪年、字体等特征，认定其为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所刻。
作者争议：刻石无撰书人姓名，有学者推测可能是赵国群臣集体所为，亦有观点认为可能与赵国宗室或地方官员有关。
三、书法艺术特色
字体：篆书，兼具秦小篆的圆转与汉隶的方折，笔画粗细变化明显，提按转折清晰可见，体现了秦汉之际篆隶过渡的书法特征。
风格：古朴自然，不拘泥于形式，字势或横或纵，自由奔放，与后世规整的篆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价值：作为西汉早期刻石文字的代表，其书法艺术价值极高，被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著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亦有提及。
四、文化价值与影响
历史见证：刻石记录了西汉赵国群臣为赵王祝寿的史实，反映了当时诸侯王的统治状况和礼制文化。
书法演变：其字体兼具篆隶特征，为研究秦汉之际书法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著录与传承：自清道光年间杨兆璜发现以来，该刻石被多次著录于《交翠轩笔记》《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文献，故宫博物院亦藏有清拓本，淡墨初拓，字口肥润，传世罕见。
五、保护与传承
保护措施：1982年，群臣上寿刻石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传承意义：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遗存，群臣上寿刻石不仅承载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也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历史名人
